《论语》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基

探索两位伟大思想家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了解他们如何以审美的方式追寻人之为人的完美，并将自己雕塑成独特的人的艺术形象。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不仅从“自我意识”唤醒人的“反思”，也从“群体意识”呼唤人们之间的“仁爱”，他们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思沉、情深、身健”的自我形象，是令人心神往之的完美的“人”的形象。

所谓审美的方式，在这里一是指采用饶有趣味而不是枯燥的形式；二是指既深入又能超出平常生活状态，寻找人之成人的美的境界。当然这种审美的方式，是建立在他们受过全面教养的基础之上的。苏格拉底和孔子虽然都出身低微，但对知识的强烈渴求和对“人是什么”的追寻远远胜过衣食之求。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2](p9)；苏格拉底阅读了许多古代哲学家的作品，去听过许多研究其它学问的著名智者讲学以及一些音乐、诗歌方面的教师的演讲。[1](p45)他们转益多师，受过当时所需要的广博的教育。

苏格拉底从事过雕塑，当过军人，还担任过文职，但他一生中主要的工作是哲学研究。他的哲学研究如话剧一样采用与人谈话的形式。他的谈话讲学方式是与当时的雅典人的悠闲生活方式分不开的。“苏格拉底经常出现在公共场所。他在早上往那里去散步并进行体育锻炼；当市场上人多起来的时候，总可以看到他在那里；在别的时候，凡是有人多的地方，多半他也会在那里；他常作讲演，凡喜欢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听他。”[3](p3-4)有时他还和人赤着脚沿河流边走边谈，或坐在河岸大树下朗诵文章。他的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审美的愉悦。当有人讥笑他节俭又不愿借教学收取酬金时，苏格拉底回答说，不收取酬金他就可以自由选择听众。他愿意和有才德的人交朋友，把自己所知道的好东西都教给他，并把能够彼此帮助看为极大的收获。自由地讲自由地听，自由地选择有才德的朋友，在这自由中意识到自己在日益更好地成长起来，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朋友，这些就是苏格拉底意识到的快乐。

而更具有审美意味的是“苏格拉底式的讽刺”。他说他母亲是一个接生婆，他也努力追随母亲的足迹，做一个精神的助产士，帮助别人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思想。他把这个方法称为接生术。

苏格拉底式的讽刺与现代所谓的讽刺不同，它是一种谈话方式，一种自由愉快的社交。苏格拉底提出问题，诱导别人思索、回答，以便对自己想说的话存疑和对别人自由思索加以等待。例如在《美诺篇》里，苏格拉底问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立刻就分别回答了男人的美德是什么，女人的美德是什么，等等，苏格拉底讽刺他说：“当我只问你一种美德时，你就把你所留着的一窝美德都给我端出来了”，而这并不是他所要问的，他要问的是“美德本身”。因为美德“不论他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苏格拉底就这样以“无知者”的身份一步步引导美诺进行推导，从具体的感性经验，指导出构成美德概念的部分概念（正义、勇敢，等等），最后推出美德是一种“知识”。这就引导人开始了意识对自身的反思，寻找从每个人中都可以找到的普遍的道德本质。

苏格拉底的方法始终坚持一个论点，标准始终如一，被问者必须严格遵守言说本身的逻辑层次，所使用的概念都必须建立在明确的严格的“定义”之上。他用这样的方法盘问人，正像他希望暴露自己的无知一样，也暴露别人的无知。他的目的是否定错误，追求真理。他的这种方式本身就含有人与人在对话中互相陶铸的成分，以此培养自我意识、理性的发展，增强对普遍概念的认识。

在《会饮篇》里，苏格拉底借第俄提玛之口，说出人之为人不能仅仅凭借生育子女使自己得到不朽，还必须是有自我意识能思维的人。人有心灵有头脑，必须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思想智慧以及其它心灵的美质，使自己得到不朽。例如梭伦备受人崇敬，是因为他生育了雅典的法律。这样的心灵的子女比起肉体子女能替父母博得更大的荣誉。一个人怎样才能生育出美丽的精神儿女呢？他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参悟，从爱美的形体，到学会把心灵美看得比形体的美更珍贵，再应学会见到行为制度的美、学问知识的美，最后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而这是一个人最值得过的生活境界。看到这种境界的人，“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就会知道比起它来，黄金、艳服、美男、美女等等一切使许多人醉心迷眼常守着的心爱物，都卑卑不足道。看到此境界的人，生育出真实功德，从而达到不朽。在《斐德若篇》里，苏格拉底和斐德若坐在河边大树下说到：“你和我所要追攀的”人，“是把真善美的东西写到读者心灵里去”的人；他认为书籍会使人懒于思索，强不知以为知。所以大思想家不把自己的思想写在纸上，而把它写在心灵里，自己的心灵里和弟子的心灵里。我们由此可以体会到苏格拉底“述而不作”的原因。

与苏格拉底一样，孔子讲学的方式也是采用对话的形式。孔子与人的对话如诗篇一样，语言简洁、明快、生动，特别是比喻、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其内蕴丰厚，有很多的话就是人生格言。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p65)“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对语言的锤炼，是与他对人的修养要求分不开的。

孔子曾说：教育应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一个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诗、礼、乐在孔子那里，不仅是诗教，也是一种人生的审美方式。南容由于经常反复诵读《诗经》中关于白圭的四句诗：“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比喻人处世谨慎），孔子便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他。在孔子那里学诗既是个人修养的方式，也是衡量人的标准。他曾对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对《诗》的学习中，不仅可以锤炼语言，而且可以陶冶性情、感奋精神。

什么是礼呢？礼就是保证“仁”（爱人）实施的道德规范和制度规范。“仁”是目的，“礼”是手段。孔子所有言论都是为了人，都是为了解决如何“爱人”的问题。如果不爱呢？这就要用一定的道德规范和制度规范来保证和限制。“‘礼’就是节（约），所以‘礼’叫‘礼节’。什么叫‘制度’？‘制’就是节制、克制。”

孔子提倡“以礼让为国”，即是用礼让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实现“仁”政。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各诸候国在战争中进行残酷的掠夺和杀戮，“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野。”因此孔子反对战争，提倡“不争”。在孔子倡导的“谦让”的礼节中，有许多象征的意蕴。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揖让”是作揖，表谦让，是中国古代或今人宾主相见的礼节。作揖的动作是将自己的拳头握住，象征不动武，向对方致敬，是一种具有古典美的行为艺术。孔子似乎站在云端，指点人间曰：“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参加射箭比赛这一类的体育竞赛活动吧！即使是参加射箭比赛，也是先互相作揖，谦让，然后上场，射完箭之后走下场来，又互相敬酒。这才是君子之争啊！这样看来，孔子的思想不是倒退而是超前，他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人类艺术人生的远景之图。

礼以行为艺术的形式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乐以声乐艺术的形式表达人内心的情感。因此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礼呀礼呀，只是说的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只是说的钟鼓之类的乐器吗？”在孔子看来，礼乐这些外在的规定是和内心的道德情感紧密相连的。齐之以礼的基础是道之以德。所以他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没有仁心，他怎么实行礼呢？一个人没有仁心，他怎么运用乐呢？可见仁与礼乐不可分离而应融和为一。“寓仁于乐”、“寓仁于礼”，这是孔子对人实行礼、乐提出的要求，也是他评价礼、乐的标准。他认为《韶》乐“尽善尽美”，是因为它不仅曲美舞美，而且表现了舜“以圣德受禅”之美；认为《武》乐“尽美矣，未尽善也”，是因为它虽然曲美舞美，但是却表现了“取天下”之武力，这有违孔子的“仁爱”思想。所以“乐则《韶》、《舞》”是治国和教民之方，它寄寓了孔子对善政和善人的美好理想，而这也是人类的理想。

在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的理想里，也叠印着这种理想的境界。据《孔子家语》记载，有一次孔子要子路、子贡、颜回各述其志。子路说如果齐楚交战，他愿在两军交战中，奋力拼杀克敌制胜。子贡说如果齐楚交战，他愿陈说利害使之休战。孔子评价说子路是勇者，子贡是辩者。他问颜回为什么不说话，颜回说，香草与臭草不在同一个器皿里贮藏，尧与桀不在同一个国家里当君王，那是由于他们不是同类啊！他愿意辅佐圣王，“施行礼乐孝悌的教化，使人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把剑戟改铸成农具，把战马放回南山，使室家无旷怨之思，千载无战斗之志，使子路的勇敢和子贡的辩才都找不到用处。”孔子听了很是赞赏。孔子的理想在“吾与点也”一章中，更得到诗情画意的描绘。曾皙的理想是愿继承师业，他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为什么赞同曾皙的理想呢？曾皙的理想是师与生、人与人、人与天、学与游、学与美的高度和谐，这就是天人合一的和平的艺术的人生。

孔子所赞叹的这种浪漫主义的理想，是建立在“齐之以礼”、以“仁”为己任的人生艺术实践之上的。“仁”就是“爱人”。如果不爱就要用“礼节”去提示或约束他。如前面提到与人见面的“作揖”礼节，右手握拳，左手伸出将之挡住，优雅、潇洒、独特，内蕴丰富，它时时在提醒你要“克制”、要“爱人”，使你不得不赞叹中国古人创造出的这个美与理融合的人生的行为艺术。孔子深谙“爱人”的行为艺术，因此当臣见君的礼节由原先的“拜下”（先在堂下君王看不清的地方拜，升堂之后面对君王再拜），改为直接到堂上去拜时，孔子说：“今拜上，泰（是骄纵的表现，——引钱逊注）也；虽违众，吾从下。”“礼，与其奢也，宁俭。”就礼节仪式来说孔子反对奢侈排场，但却维护他认为有重要意义的礼节。“从下”这一礼节是否象征着这样的意义呢？当君王的眼睛看不到臣子的时候，臣子也应该“爱人”和“节制”，而不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是“乐节礼乐”（以用礼乐调节自己为快乐）的一个具体的行为艺术展现。

孔子还用很多精辟的格言来教诲人，如“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君子有三戒”、“君子有三思”、“君子有三畏”、“君子有九思”但如果碰到一个像木头一样的人，他根本不去思不去乐不去戒不去畏，怎么办？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对这种只吃不思不把自己当人的“病”，开出的单方是“去做做下棋的游戏”，从游戏中感受智力活动的愉快。也就是说孔子认为人之为人，应“用心”思索，应有意识。在这一点上他与苏格拉底相同，只不过“思索”的方向与层次不同。他认为完美的人首先就是有“智”。“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一个人有智慧、清廉、勇敢、多艺，再加上礼乐修养使之有文采，这就可算一个完美的人。但这要求太高，能见利思义，遇到危险能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苦还不忘平日的诺言。这样的人也可以说是完美的人。

有一点值得特别提出来，人之美在孔子那里，几乎全部是“男性”之美。女性在《论语》中出现过几次（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孔子见南子、齐人归女乐、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父母在不远游。虽然作为“母”的女性因为有“爱子”的美德受到尊敬，但由于有了“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一句，全部女性便无“美”可言，仅仅成为“好色之徒”（“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追寻的对象。中国女性二千多年来悲剧性的命运就此启幕。但事实上女性中也有“以美德化天下”的，如武王十个治国之臣中就有一个是女子，但孔子却因“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有人说因为她是武王的母亲，孔子不敢把她看作武王的臣子，但同时她也是女子，岂不同时又与“小人”并列了吗？与孔子相反，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女性受到尊重。在《会饮篇》中，与苏格拉底对话的女子第俄提玛“对爱情问题，对许多其他问题，都有真知卓见。”苏格拉底经常讲到传达神明旨意的德尔福的女祭司的预言，还说在纺织方面妇女懂得怎样纺织，所以统治着男人。他还教育他的儿子要尊敬自己的母亲。特别是他把自己称为“助产婆”，将他的对话法称为精神的“助产术”，并将达到最高的美的境界的人生产出思想比喻为“精神婴儿”出生，都可看出女性在他那里不仅受到尊重，而且分享有他所追寻的“人之美”。而苏格拉底的这些比喻和赞美，在孔子那里是不可思义的。女性之美没有出现在孔子的“人之美”中，孔子其实也已作出了解释：“亲近了，他们（女人和小人——引者）就不知逊让；疏远了，就会怨恨你。”孔子是否已触及到独立人格问题呢？大多数女性生存的依附性，造成了性格上的依赖性和情绪不稳性，有时不仅制约了自己，也约束了他人。我的家乡流传的民谣“三莫惹”中，就有“女子家莫惹”一条，女性应引以为戒。但这一人格上的缺陷，不应成为以偏概全否定女性的充足理由。

综上所述全面地来看孔子，他以诗、礼、乐等形式，以与弟子之间展开对话的形式来追寻人之为人的美。孔子认为完美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能“爱人”的人。他倡导群体意识，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向往天人合一的和平的艺术的人生。

与苏格拉底比较，他们共同之处都是以审美的方式不倦地追求人之为人的完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两人主要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思索。一个从人的“自我意识”，唤醒人的“反思”；一个从人的“群体意识”，呼唤人们之间的“仁爱”。一个从人的内心的思想核心理性思维，去求得对普遍概念的认识；一个从人的外在的行为方式，躬行“仁”与“礼”。一个追攀心灵的真、善、美；一个实行“仁”与“礼”融合的尽善尽美，而在对人之为人的美的追寻中，他们也开始了对自己的塑造。

二、把自己雕塑成艺术品

与有的思想家把“思想”视为头脑中的冥想不同，苏格拉底与孔子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他们的思想成为他们人生的“脚本”，他们集“编、导、演”三位为一体，不仅以审美的方式追寻人之为人的美，而且以审美的方式，把自己雕塑成独特的人的艺术形象。这种对人类自身之美的塑造，是怀着一个艺术的目的，以追寻中的人之美为尺度，将现实的人生改造成艺术的人生，将普通的常人提升为独特无二的艺术品。艺术不再仅仅是艺术，它融入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存状态。在这样的对美的设计与改造中，他们点燃了自己一生的光阴，很明亮，也很悲壮。

在苏格拉底的追寻中，完美的人不仅是有脑袋的人，而且是善于用脑袋思维、“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的人。他通过不断地肯定自身而否定原有的认识，一步步地“好象升梯，逐步上进”。在苏格拉底那里，人的思维活动是人的最高最美的活动。“苏格拉底的原则就是：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这就是意识复归于自己，它要摆脱它的特殊主观性、克服它的偶然性、任意性。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沉思。

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最伟大的艺术，我一直在实践它。”因此他以艺术家一样投入的独特的审美方式进行“沉思”。他说：“我像猎狗追逐食物一样追逐真理。”这种对人的精神的追求，使他超出生活，“疏忽了自己的职业——他是一个雕塑家——甚至忽视了自己的家庭。他泼悍的妻子赞蒂普从未放过一次机会提醒他的这种疏忽。”他的行为特别是他沉思时的行动被人认为古怪而又有趣。他“时常一个人走开，在路上挺直地站着”思考。即使在从军中，他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清早，他遇到一个问题，就在一个地点站着不动，凝神默想了一天一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太阳出来，他“才扯脚走开”。这让人惊讶不已，有人还搬出铺席睡在露天里，看他是否站着过夜。他的“思”已成为一种行为艺术被人观赏。又有一次他邀人去阿伽通家里参加庆贺晚宴，走在路上时他想到一个问题，便落在后面站在路上凝神默想。当仆人去找他时，发现他“已退隐到邻家的门楼下，在那里挺直地站着，请他进来他又不肯。”他就这样地沉思默想，苦心经营，难怪他在《会饮篇》中讨论哲学问题时，能立即“口占一文”，谈出那么一大篇高妙的“爱神颂”来。可见思之不深，谈则不高；人若成人，立之思之。苏格拉底就以“立之思之”在路上“挺直站着”思考的姿态，以众人为之新奇古怪的行动，把自己雕塑成“思想者——人”的形象。

苏格拉底的“立之思之”，极富象征意味。它让人领悟人应站起来思考，人应抬起头以向前的姿态不断地寻找真理，而不是低着头五体投地乞求真理。

苏格拉底长得像森林神一样丑陋，而举止却像圣徒一样文雅。有一个相面家梭庇如斯说，从苏格拉底的脸上看出了邪恶与淫荡的欲望。他的学生反对这种说法，苏格拉底表示认可，他说：“梭庇如斯说得不错，不过这些欲望都被我的理智克服了。”据他的学生回忆，“他的实际行动比他的言说更好地表现了他是一个能自制的人。因为他不仅制服了身体的私欲，而且也战胜了与金钱有关的一切事情。”他“把私事置于脑后，抛弃天伦之乐，”“像父兄一样默默地照顾”、敦促人“专心向善”。他“执行马虻一样的职责”，刺激雅典这匹“日趋懒惰”、“巨大的纯种马”他说：“我确信神指派我的职责是度过爱智的一生，检查我自己和他人，如果我由于惧死或怕担其他的风险而放弃神所委派的职责，这将极大地违背我的本性”。他虽然“到处奔走，劝人从善，为人效力，”但是“从不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讲演，从不对国事冒险进言。”这是因为他“时常感到有一种声音在召唤”、“劝阻”他不要“涉足公共生活”。他说：“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试图从政，我想我早就性命难保了。”他认为这样对雅典和他自己“都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世界上任何正直的人”，如果“试图坚决阻止他们所属的国家里很多错误行动和非法活动的发生，都难逃一死。”苏格拉底唯一的一次参加城邦政治活动，是担任“五百人会议”的值日主席。时众人提出了要处死十将军的提案（罪状是因风浪大没有把在海战中丧身的战士的尸体带回来），只有他一人投票坚决反对。他不怕众人发怒，不怕权势恫吓，不怕“牢狱之灾和死亡危险”、“坚定不移站在法律和正义一边”。但这十位将军还是被处死了。后来执政官们也都承认，审讯十将军是不合法的。还有一次在“三十僭主”执政时，僭主们命令苏格拉底与另外四人一起去把逃亡在外的勒昂抓来处死。其他几个人都抓人去了，而苏格拉底“却回家了”。他说：“我再度不用语言、而用我的行动”来说明不怕死，不受胁迫去作“不义之事”。苏格拉底用他的行动阐释、证明他的思想——只有在理性的驾驭下，人的行动才合乎正义；只有“懂得怎样统治的人”才能拥有权利，而不是“那些中了签”“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

苏格拉底还以“从容赴死”的形式，证明自己的无辜和理性精神必胜，证明“他们却因为邪恶和道德败坏而被真理宣判死刑”，从而给走向极端的“雅典民主”宣布了不可磨灭的罪行。他拒绝了友人帮他逃走的建议，从容赴死，也为公民作出了恭行正义，服从法庭的榜样。最后在法庭上，苏格拉底以预言家的口气对陪审团说：“现在我该走了，我去赴死；你们去继续生活；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当时在场的阿波罗多伤心地对苏格拉底说：“可是，苏格拉底，看到你这样不公正地被处死，真让我们不能忍受。”苏格拉底拍拍他的脑袋，微笑着说：“亲爱的阿波罗多，难道你希望看到我公正地被处死，而不是不公正地被处死吗？”在他被处死的那一天（太阳落山后便令他服毒酒），他还在和人讨论“灵魂”问题，研究“关于未来生活的看法，设想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他的从容与胸襟，他的睿智与幽默，由此可见一斑。与苏格拉底一样，孔子也把“死”看作人生最后的一种行为艺术。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见义不为，无勇也。”“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他在周游列国十四年中，历经磨难。在生死关头他仍能保持“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的气度。只不过孔子是“杀身以成仁”，苏格拉底是“赴死以证思”。

苏格拉底认为，完美的人是心灵美与身体美的和谐，这从上文苏格拉底的一个“奥林匹亚竞赛”的比喻中即可以看到。苏格拉底除强调从“思”陶铸人，还注重“情”的陶冶。他倾听音乐、诗歌、美文，欣赏戏剧、风景。在“情感”上用艺术陶冶自己，这也是苏格拉底成人的又一条途径。在他生命的旅途中，他经常做一个相同的梦，告诉他：“苏格拉底，实践和修习艺术吧！”在监狱中他写了二首诗：阿波罗颂；还将一个伊索寓言改写成诗。苏格拉底还认为体育锻炼对身心都有益，因此应该注意体育锻炼。他说：“因为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需要用身体的，既然一切事都需要用身体，那么尽可能使身体保持最良好的状态，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即使在你认为需要身体最少的思维活动中，谁不知道有许多人由于健康不良而大大失败了呢？”特别令人警醒的是，他还提出了“不锻炼身体可耻”的观点。他说：“使得本来可以通过锻炼而变得极其美好和矫健的身体竟因自己的疏忽而致孱弱衰老，这也是非常可耻的。”把个人的身体提高到道德的层面，可见苏格拉底对“人”的尊重，显示出他的伦理哲学以人为本的人性份量。苏格拉底对体育锻炼的重视是和古希腊人的社会生存有关的。“当时城邦之间战争频繁，需要健壮的公民去保卫它，强健有力是当时英雄的标志。另外由于希腊地处地中海沿岸，气候四季如春，竞技是裸体进行的，这又孕育了希腊民族崇尚人体美的社会文化心理环境”。

苏格拉底的身体奇特地好，又有非凡的耐力，即使是在北方的严冬中打仗，他“穿着他原来常穿的那件大衣，赤着脚在冰上走，比起穿鞋的人走着还更自在，叫兵士们都斜着眼睛看他，以为他有意轻视他们。”他这种耐力是与平常有意识地锻炼分不开的。他经常不穿鞋子，光着脚满街找人辩论；时时不顾别人的惊讶靠跳舞来减肥。在生活方面苏格拉底认为不应过分考究。特别独特的是，他提出“一个受过教养的人要像奴仆那样能吃苦”的观点。他推崇俭朴的生活，随遇而安，粗茶淡饭皆可果腹。他说食欲本身就是最好的调味品；禁食是医治厌食的良方。他注意在生活中磨练自己，“准备应付对于身体可能临到的任何考验”。简朴的生活顽强的锻炼，也是苏格拉底成人的重要方式。总之苏格拉底不仅从“思维”、而且从“情感”，同时还从“身体”三方面刻意地、执著地导演着自己，雕刻着自己，塑造出“思沉、情深、身健”的自我形象，这是令人心神往之的完美的“人”的形象。

让我们再来看看孔子。一个有趣的相似，在如何“思”的问题上，孔子也曾像苏格拉底那样不吃不喝地进行过思考。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日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冥冥之中，在不同的时空，两位哲人似乎在进行一场“思”的行为竞赛，从而引发了至今仍在进行的“思”的接力赛。孔子以“无益”为由退出，进入“博学以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之道。成为身体力行“仁爱”之人。

“行”在孔子的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他说：“听其言而观其行”，“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可见“行”是他评价他人和自己的最高标准。“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说，你熟读《诗三百》，但却办不了一件政事；出使在外，又不能很好地对答，你虽然学得多，又有什么用呢？可见“行”又是对“学”的检验。“德之不行，学之不讲，闻义而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可见，该行而不“行”已成为国家、社会、民众中突出的问题，孔子为之忧心忡忡。“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侮人不倦”，孔子以己之“行”力挽“不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行”是君子的美德，“不行”是人之耻辱。因此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桴于海。”“周游列国之后如果我的主张还不能实行，只好坐一只木筏子到海外去！”果真如此，说不定孔门弟子还能遇到青年苏格拉底，出演一场“答苏格拉底问”呢！可见固守传统的人的传统，也是“反传统”的。而苏格拉底一生从没离开过雅典，而且至死不愿离开母邦。由此可见两人的精神指向不同，一个深入人之心，一个游于国之间。一个“立”于自我之意识，一个“行”于群体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