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鲁迅小说阿q正传

深入剖析国民性，挖掘封建社会下农民的精神面貌，《阿Q正传》的深度解读带你领略鲁迅笔下的愚昧与觉醒。推荐给所有对文学经典有兴趣、对国民性思考有热忱的读者。

统治者的“精神胜利法”和对人民进行的封建麻醉教育，正是造成劳动人民不觉醒的精神状态的麻醉剂。这种麻醉剂只能使劳动人民忘却压迫和屈辱，无反抗，无斗志，永远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受毒害的状态中，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顺民。

鲁迅以思想家的冷静和深邃思考，以文学家的敏感和专注，观察、分析着所经历所思考的一切，感受着时代的脉搏，逐步认识自己所经历的革命、所处的社会和所接触的人们的精神状态。

鲁迅先生讲国民劣根性，这是一向好自尊的中国人心中的隐痛。《阿Q正传》被认为是鲁迅先生挖掘国民劣根性的代表作品，而阿Q这个形象也就同时被认为是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对此我不以为然，我以为阿Q的身上有着很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里无可避免的有着愚昧的因素，但是决不是让人深恶痛绝的劣根性的集合体，而这种矛盾和复杂也恰恰造就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闹剧乃至悲剧。鲁迅先生对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样一句话表示了一种悲悯和同情还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叹息；而绝不是厉声斥责和憎恶。

阿Q是封建社会受压迫的雇农形象，有着属于中国农民的传统特征：一是勤劳朴实，小说里写到一个老头颂扬说：“阿Q真能做”。二是封建思想观念根深蒂固，“阿Q尤其‘深恶而痛绝之’的，是他的一条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明末清初多尔衮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造成了人们心里抹不去的阴影，因而晚清人坚持留辫而怕剪辫正好和清初人留发而拒绝剃发是一样的道理。一个时代的习俗和观念早就落地生根了，要再拔掉它当然不容易了。想想阿Q也就是看不清时代发展的步伐，这也无可厚非。

阿Q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精神胜利法”，这也最早被认为是民族劣根性的表现。然所谓“精神胜利法”只是一种排遣心中不平的方式，即便现代社会这也是很奏效的。张爱玲说人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而人总是会有忿忿不平的事，所谓世上之事十之八九不如意，哪里什么都能讨到说法呢？姑且不论阿Q生活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没有权力没有地位有苦无处诉；就是在当今社会也会如此，比如面试的时候有才干的人就不一定会被录用，生活中城里人就是会瞧不起乡下人，娱乐圈里有才无貌依旧危险等等这些，都是人力不可为之的。这就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既定的生存空间，即便有着千万种不平等和不公平，但是无法改变的东西人的力量又能怎样？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正因为人无能为力，孟子讲的“携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所以自我排泄和自我安慰是缓解心理压力的方式，至少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总是可以避免很多恶劣的社会病的。从这样一种角度来讲，“精神胜利法”并不是罪大恶极的。阿Q呢，他习惯用“精神胜利法”来回避屈辱，多少显出封建农民阶级的愚昧无知和自我麻醉。但是阿Q虽然是傻里傻气的愚昧，却又有着稍显俏皮可爱的表现方式，透着敢爱敢恨的一面，将心里的痛恨不掩饰的发泄，尽管内心有些战战兢兢的，但终归还是说出来了，很有些叛逆者的味道了。比如他会用“儿子打老子”来斥对赵太爷的威风，尽管这丝毫也减轻不了他受压迫的命运，但这种举动却渗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原始矛盾的一种迸发；对假洋鬼子，他是瞧不起的，小说写到：“‘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阿Q这种有什么说什么的质朴，还有勇气可嘉的战战兢兢，在这个骂里面还是有着本源的反抗意识的。虽然看起来他的做法总是让人不禁发笑，但是比起赵太爷、假洋鬼子之流，阿Q算是渐渐觉悟的了，没有人性的虚伪，他不掩饰的表达还真是有其可爱之处了。

在遭受恋爱悲剧后，受到封建地主剥削的阿Q，出现了严重的生计问题。这时的阿Q，生活进入了难以维持了状态。人总是一旦走投无路，就会破釜沉舟，毕竟中国人历来觉得好死不如赖活，所以或者堕落或者奋发，而极端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一种对现实极大的不满和反抗。阿Q最潦倒时，发现小D抢了自己的工作于是将怒气发泄在小D身上，这就好像现在求职的两个人也会怒目相向一样。后来他又到尼姑庵里偷萝卜，偷盗是极不道德的坏事，阿Q甚至还可以嬉皮笑脸，也的确是够丑态的了。不过想想这如今小偷是越来越猖狂了，更有甚者是那些贪小便宜的人，拾遗之后据为己有可比明目张胆的偷还要卑劣了。老子所讲“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毕竟没有那么容易达到，而中国人偶尔也有这种贪便宜的毛病，不知道是否也是民族劣根性。想起来阿Q倒是有点走投无路的无奈感，不过偷盗不论何时终究是令人厌恶的。而恰恰在我们以为这样就把阿Q一棒打死作为民族劣根性的又一大发现，那么似乎牵强了。其实在这种压迫到极端的时候，阿Q的内心还是有了点觉醒的。小说写到：“他在路上走着要‘求食’，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当原始的生活形态经历了巨大变故之后，阿Q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而言，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有个好皇帝，似乎就是挺知足的事儿了。但这时的阿Q可不是，他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却并不渴求，也许他在追求点别的什么。人一旦有了追求不会逆来顺受，你就会觉得他有点可爱了。经历了变故和打击，阿Q已经感受到了自己该追求的是一种深层的东西，尽管他可能还是懵懂，但是这种觉醒总是很可贵的。小说又说：“阿Q并不鉴赏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道这与他的‘求食’之道是很辽远的。”结合前文可知，‘求食’肯定不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的生计问题了，它到底代表什么呢？我认为它倾向于一种追求，一种新生活、新地位、新的希望乃至于新文化人所说的民主和自由。阿Q可能还不完全懂，但是他不鉴赏“田家乐”，潜意识里已经脱离封建农民的基本要求而追求更高的精神的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欣慰的看到阿Q身上那一丝期盼光明的觉悟，而不是逆来顺受，阿Q是不会让自己太吃亏的。

辛亥革命爆发了，阿Q对革命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听起来似乎阿Q挺随大流的，但是像他这么不怕死的还真不多。在这一点上阿Q还颇有点带头风范，至少敢作敢为，有一种不认命的劲儿。很多人认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很多事即便有很大意义也不做，但是阿Q这点倒是挺有点觉悟了。不过阿Q对革命的认识终究还是朦胧的，“以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这是封建农民最原始的认识，毕竟还是懵懂无知的。不过想想在那个时代，又有多少人能真正认识到革命的本质呢？否则旧中国又何必经历这样漫长的动荡和不安,人们早就揭竿而起、同心合力的了。不过阿Q的反抗意识让他对革命多了一层理解，小说讲：“殊不知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有些‘神往’了...‘革命也好吧’，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至少阿Q他倒是看到举人老爷、赵太爷这帮封建地主官僚对革命是害怕的，通过革命惩戒他们倒是大快人心了。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这样就很明显了，而且阿Q对这些地主是深恶痛绝的，很迫切的要惩戒他们。阿Q对革命的认识终归很肤浅，甚至还觉得需要和“假洋鬼子”那类自称革命的人结识，其中也有复仇的因素，“分家产”之类的目的，理论认识上是愚昧无知的。然，阿Q的革命更像是反抗，出于一种生的欲望，与“假洋鬼子”、赵秀才这类资产阶级化的人和地主阶级的投机伪装革命是完全不一样的，阿Q对革命倒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并渴望由此带来新的生活。正如鲁迅先生曾经说的：“农民不只是受苦的阶级，也是革命的阶级。”可见连先生自己也对阿Q这样的觉醒助威了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最后还是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妥协了，而革命中的农民注定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牺牲品。阿Q临刑前那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未说完的话也许并不是由衷的，但却是脱口而出的不加思索，也算是悲壮了一回。这里最让人难受的就是那些“豺狼的嗥叫”的看客，在中国有很多的看客，鲁迅先生这样形容他们我想那种憎恶之情已经不言而喻了。而我一直觉得先生是没有意愿要让阿Q成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言人的，我以为较之那些看客，阿Q的人性光辉已经足够了，足见一个愚昧灵魂的觉醒。所以翻来覆去我一直没有完全懂得先生所说“国民劣根性”为哪几条，但我以为中国人之劣根性最甚者乃是：看客的泛滥。直到现在这种现象还有增无减。曾有一位记者欲擒歹徒，可悲的是他就在看客的包围注视下被歹徒杀害，最后歹徒也逃之夭夭。

西方《圣经》崇拜和信仰神（上帝），神是无所不能、十全十美的；而人是不完美的，人总是有着其劣根性，所以我们无法完美。但是并不代表可以因此而放任，悲剧的产生就是太放纵。鲁迅先生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描绘了那个时代的农民形象阿Q，有着封建农民骨子里的落后和愚昧但是这个灵魂终究还是在觉醒，觉醒需要一个悲剧的诞生，所以阿Q带着他的悲剧离开了，但是《阿Q正传》留下了。